禅乃智慧之学
——为禅艺研究创刊而作 若想“谈吐趣中皆合道,文辞妙处不离禅”,可见中国古代文士之本。禅道均属中国“土特产”,禅道不仅是探索生命、智慧、健身、自然、宇宙的学问,也是挖掘自身的潜力,开启灵性发明创造,绣球自身从梏困中解脱的学问。人类现有宗教意识,而后产生宗教文化,与此同时产生了宗教艺术,这种艺术伴随着宗教的演变而影响着文化艺术的发展,他整整支配前科学的时代——五千年。 人类自从进入科学时代以后,宗教自己也受到厄运的结束。近百年来正因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人们认识了科学的利弊,科学淡漠了宗教,当今又重新翻转宗教意识,其主要的原因是科学的高级阶段又证实了某种宗教如《周易》,禅道思想的原始正确性。这大概应验了佛家的宗旨“法轮常转”。 自日本禅学者铃木大拙向欧美介绍禅学之后,首先在心理、生理、社会科学等领域产生了影响,紧接着东方的禅学思想不断扩大到各个领域,甚至嬉皮士中也有禅宗派。禅学思想尤其对文化艺术的作用早已在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迄今东方有两位文学家——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无论从泰戈尔的思想艺术观,川端康诚的《我在美丽的日本》均可见浓郁的产学艺术观在他们心灵中的根源。自欧洲、日本的禅书禅画、禅乐禅风兴起以后,中国的文化节特别是艺术界对“禅”这个字眼开始发生疑问和兴趣,读了几本有关禅的书籍以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中国原来是禅的祖宗。 禅学如追源应从迦叶“拈花悟法”起,到大乘佛学以“心性本净”与禅宗的“心性本觉”之征。禅立之初便在印度受到压制和排挤,吾立足之地,如果确切地说禅学应是佛学的革命,菩提达摩东渡(南北朝公元527年)来到中国,从此禅宗经过六代裔传,形成以慧能的顿悟与神秀的渐悟南北两派。特别是南宗的直至人心、明心见性,是中国历代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禅总可以说吸收了大、小乘佛学以及道家、密宗、显宗、净土宗等佛教流派的一切优点,禅修达到有法之极归于无法的追求真理与自由的境界,这恰恰吻合了艺术的目的最终达到伦理的桥梁。《禅艺研究》的创刊,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并求得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研究艺术如何为现代与未来服务,立足国粹之光,“笔墨当随时代”的深层哲学和美学的意义。禅学思想深刻影响着诗人王炜、李翱、严羽、杜甫、陆游,画家石涛、丰子恺、蔡志忠、东山奎夷,音乐家喜多郎等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并找到心灵与艺术之高境界的默契启示,从印度传入我国的佛学,在历史上曾经影响过我国古代的美学观点,宋人“以禅喻诗”、“以禅入画”便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西方也受到过中国美学和艺术传统美学的影响,歌德、斯坦尼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都曾从中国美学和艺术传统中汲取过营养。实践证明,也只有在和外国美学传统的比较中,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我国美学传统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自然是我国传统的宗教观中所产生。 近年来中国文化认识和艺术界的许多觉醒者偶然读了基本有关禅学的书籍,对于产如何训练人们的思考力,是之摆脱内心的束缚与烦恼,从迷惑不安中觉醒有了初步的认识。而诸如此类伟大的禅理都是有先圣、先贤所创造的,且大部分与佛家的智慧有关。特别是有关日本著名禅学者铃木大拙的著作翻译出版以及日本乐坛怪杰喜多郎在中国西部的禅乐创作,在单沟掀起了一股谈禅说道为时兴的风尚,这真正证实了佛家的定理“法轮常转”。人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大概就因为它寻求真理与自由的精神像江河那样,尽管经过无数曲折与艰难险阻,最终总是要流入大海。 禅的宗旨是“一切依靠自己切勿依靠他人”,也就是说禅主张“自立本愿”,所以它才有“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那样激烈的名言。发明大王爱迪生在小学时代成绩很差,他的老师认为他的头脑有问题而放弃对他的教导。在这种屈辱的情况下,爱迪生仍然继续不断努力,终于在家中完成了学业。我们可了解所谓“创造”与“学历”并无必然之关系,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一定就具有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创造”是由“智慧”产生的;而所谓“智慧”并不是在“已知”的范围之内,而是在充满“为什么”、“什么原因”等问题的“未知”天地里。南宋学者朱熹(1130——1200)主张“有大疑问必有大进步,有小疑问必有小进步,而没有任何疑问则不会有进步。”并认为没有任何疑问的人,其智慧必然是停止成长;凡有智慧者必有疑问,因为他会为了解这个疑问而四处寻找资料进行实验,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得到了智慧,称之为学贵质疑的精神。禅宗以特有的“公案”来解决修禅者的智慧跨越逻辑,针织布依真理为准的真理,(因为所谓“真理”往往受主观与客观的利益所限制)逆行者总是打着“真理”的幌子欺骗,凡真正追求真理者必须忍受磨练与自我牺牲。此外,真理也有深浅不同的层次,真理与自由均为一种境界。 关于禅学与艺术的关系、作用还是一个新课题,禅学主张通过“静虑”、“静思”、“独坐观心”、“入佛界易,入魔界难”“心光透时,余暇自尽,空无涯际,自证乃知”、“一闻千悟”等的自我修炼,依靠自我心灵去体验,“见在即凡,情亡即佛”、“心是恶源,行为罪 ,但愿无心便是究竟,内无一物,外无所求”,佛也不求,求佛菩提皆为贪欲,义玄主张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非杀出一个自由自在的我来不可。《顿悟入道要门论》说:“求解脱唯有顿悟一门。顿者除忘念,悟者悟无所得。”上述说明艺术的最高境界首先须自我的铸魂,使心灵达到一个至高的思想境界,艺术才能“水涨船高”无心自达而非功利求索,凡把艺术当做敲门之砖者,是永远不会理解什么为真正的艺术。 禅宗不崇拜偶像。寺院里虽也供佛,但在修行场、参禅的禅堂,没有佛像、佛画,也没有经文,只是冥目,长时间静默,纹丝不动的坐着。然后进入无思无念的境界。灭我为无,这种“无”不是西方的虚无,相反,是万有自在的空,是无涯无尽藏的心灵、宇宙、自然,产业要由师指导,和师问答,以待启发,并学习禅的经典。但是,参禅本人始终必须使自己,开悟也必须是靠自己独自的力量。参问心源,印证禅决,觉茶味犹目,松风在耳,入定一晌之间,身游万里之外,显见宿本,参禅的人,叫做“禅和子”,同修无上菩提,尘世纷嚣,叠膝瞑目,倍觉神情气和,肢体舒畅。《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通过这种切身的体验才能启发人的潜在气派和智慧,这是一番“脱凡胎还俗谷”的自觉自愿的改造,其目的是为了直观要比论理重要,内心的开悟,要比外界的说教更为重要,真理“不立文字”而在言外。达到维摩居士的“莫如雷”的境地,大概就是开悟的最高境界了吧。中国禅宗的始祖达摩大师,据说他曾“面壁九年”,既面对洞窟的岩壁,连续坐禅九年,沉思默想的结果,终于达到了开悟的境界,禅宗的坐禅便是从达摩面壁而来的。 艺术恰恰最需要在正确基础上的主观,而不是在错误基础之上的客观。生活充满了真善美和假丑恶,生活不等于艺术,也不等于真理。作为艺术家必须具有“淘金者”的精神,对于这两者均需要观察和体验。如果不去首先修养思想观念识别真伪,必然因自身的善恶美丑去汲取,去淘沙自然比淘金要容易得多了。真正的艺术家是忽视技术技巧和科学的,而注重思想观念的立足,寻求真理与自由。艺术家得是学者基础之上的所谓“疯子”,而不是科技基础之上的“聪明人”,生活不等于艺术,首先具备了艺术才能更好的去认识支配生活。 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把它落在实处,来自民间的文化艺术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所无法匹敌的。其中宗教文化艺术无疑是主流之一,特别是铲雪,他虽属于前科学和后科学发挥作用的学科。但从禅学与艺术的关系来讲,尽管我们处于科学时代,他依然不失调动启发艺术家真正智慧的思想与创作的基础,因此,铲雪乃是智慧之学,当今西方人对禅学比东方人还要热,这也许是科学时代所造成的人们心灵的困惑,也许预兆科学时代的尽头。作为中国人反而对自己祖宗的发明创造——禅学而陌生,对禅学的研究探讨和发展反而不如日本人和西方人那样普及,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禅艺研究》的出版目的民补了这一缺欠,当今在中国“谈禅说道”越来越引起许多人的浓厚兴趣,特别是文化艺术节的朋友,苦于寻求有关禅学与艺术相通之妙的材料,因此借禅“砖”敲开智慧之门,以禅“砖”引出开悟之玉,便是我们的宗旨。
本文摘自《清风朗月》 郑铁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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